万象|当代城市史研究的几次转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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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今学科意义上的“城市史”发端于“二战”之后，美国历史学家阿瑟·施莱辛格把城市融入弗雷德里克·特纳的“边疆学说”，认为城市才是理解、解释美利坚民族特性的核心，这一概念大大改变了研究者的视角，引起广泛影响，是城市史研究成熟的一个标志。经过学者不断努力，城市史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人类文明的看法，并赋予了新启示。如果把城市史研究的时间范围放宽到整个20世纪，可以发现这一过程城市史研究发生了几次重要变化。
一是城市史研究的“传记转向”。现代城市传记是城市编年史传统的延续，但它是一种综合性的通史，以更全面、更广阔、更长时段的手段来审视、解释和理解某一城市的发展历程。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肇始于地方城市传记，地方史是某一特定地方社区、城市或农村的历史研究，是试图涵盖一个社区地方发展的大多数方面的一种通史。这一原则仍为大多数城市史家所遵循。对于现代城市传记来说，历史上的城市是什么问题已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城市是由何构成以及如何构成的。
二是城市史研究的“社会转向”。从社会史的原始材料来看，任何事物都是社会史家磨坊中的谷物，从情书到人口登记表，从服饰到烹饪器具，从庙宇到彩绘珐琅，加上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，社会城市史就自然出现了。在美国史学界，社会史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进一步形成了计量史学，研究者通过将档案数据化等方法开展精密研究，推动城市史研究的对象进一步多元化。但与社会史的融合尤其是计量方法的采用，使得许多城市史学家担忧新的研究无法有效整合城市中的“人”与“物”。罗伊·卢波夫在与兰帕德围绕此一争议的论战中，呼吁用“城市建设”代替“城市化”，因为前者不仅包括建筑、景观、技术、环境而且包括背后的机制，而“城市化”则将态度、行为等主观因素排除在外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新的研究引发了对传统范式的质疑，即城市史所关注的城市，究竟应当是作为场所的城市，还是作为进程的城市？尽管这一争议直至今天也未有定论，但却有力推动了城市史的发展，不仅研究作品的数量大幅增加，研究者也更加注意城市史作为史学分支领域的核心与边缘。
四是城市史研究的“全球转向”。历史研究的范式在几十年来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，解释、撰写和讲授历史的方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球视野，被称作全球史或新世界史。
一方面，从全球史的角度考察城市，既可以比较，也可以联接，从而书写一部全球性的城市史。人类文明从分散的地域性文明走向连接和整合，由此形成了历史的全球化大叙事。在这种连接和整合中，城市扮演了重要角色，它们是贸易网络的结点，是知识与思想的生产和传播平台，是统治广袤区域的中心，是人员往来的枢纽，也是决策与控制的中枢。因此，全球史所重视的文明交往离不开城市的关键作用。反观城市，其发展从不限于自身的行政区划，而是组成了区域性、跨国性的城市网络。这一网络不仅是全球流动的基础平台，也成为全球史书写不可回避的核心内容。
另一方面，城市在融入全球的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地方性，在全球史所重视的“合”之外，注入了“分”的因素，为全球史增添了新色彩。因此城市史的“全球转向”，也形成了建构本地与全球之连接的研究方法。通过不断地把城市带入全球并把全球放进城市，城市史的“全球转向”不仅使全球史有了更多关于城市的故事，也使得城市故事有了更多全球背景。
五是城市史研究的“比较转向”。比较是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，比较城市史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。比如由萨德维尔—斯特拉斯和南希·卡克等人主编的《让城市走向全球：城市史的跨国转向》收录了一系列城市跨国史的文章，涵盖从规划、贫民窟治理到住房建设等不同领域。空间研究更是与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脱离具体背景来探讨空间往往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撑，近年来“无形”的城市空间逐渐进入城市史的研究视野。城市内部空间如市政厅、教堂、广场等空间的改造，背后体现着权力的意志；节日庆典、嘉年华、加冕仪式的程序和内容，蕴含着不同社群的诉求。在城市外部考察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也成为城市史的题中应有之意。
虽然学术研究呈现的是相对静态的状态，但一切学术研究都脱离不开时代的制约，城市史研究也是如此，伴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视角，贡献不同的知识产品，不过就其本质而言，城市史始终在时空框架下探究人与物、场所及其中的进程之间的关系，探寻这些关系是如何形成的，是如何创造城市传统的，又是如何再造城市传统的。
（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、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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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/欣欣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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